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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 |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内高层“回忆录热”是怎么兴起的?!

徽章与荣誉 2018-06-14 01:43:39

(徽章与荣誉公号    参阅文章)


按:本文原载《北京日报》,作者为李海文先生。特此致谢!我们转载时配发了图片和部分回忆录的书影!



李海文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推动下,党史研究冲破了“文革”时期极左路线的禁锢,迈上了正常研究的轨道。此后,在党内高层领导人当中出现了撰写回忆录的热潮。

 

20世纪80年代的代表作:李维汉的《回忆与思考》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内大批干部的解放、起用,不少干部回到北京。“文革”中,林彪、“四人帮”歪曲历史,搞乱历史,混淆视听,以此来迫害干部,这是他们整人的一个重要手法。“文革”结束后,党内一些高层领导干部从历史教训中更加认识到党史工作的重要性,投身于党史研究,如李维汉撰写了《回忆与思考》。

 



李维汉是毛泽东的同学、新民学会成员,曾留法勤工俭学,经历了建党以来中国革命的全过程。1979年时已83岁。他拒绝担任更重要的职务,仅挂名为中央统战部顾问,全力做党史工作。为了保证他的回忆能够准确,他将罗章龙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调到北京革命博物馆工作。他和罗章龙、易礼容一起在革博向众多党史工作者座谈。


作为一名党史研究者,我当时参加了这些座谈会,主要是听他们回忆历史。然后,李维汉请中央党校等单位的专业人员帮助整理。他着力撰写的《回忆与思考》一书,既是一部回忆录,又是一部研究的著作。他在写这本回忆录中坚持三条原则:一是以集体为主,适当联系个人;二是实事求是,真实第一,力求写出历史本来面貌;三是重视总结经验。他的这本回忆录写了从1918年到1964年主要经历的大事。但是,由于1984年李维汉病逝,因此他的回忆录没有完全写完,特别是关于宗教、民族工作方面未来得及完成。他完成的部分以《回忆与思考》为书名于1986年出版。此书成为20世纪8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党内高层领导人的回忆录。这一时期出版的《聂荣臻回忆录》、《徐向前回忆录》,也是轰动一时的盛事。



 

党的十三大以后,撰写回忆录呈现出由党内高层向群体扩大之势

 

1982年我们党开始实行离退休制度,规定干部60岁离退休,许多领导干部陆续离退休后,投身于他们熟悉的党史工作。写回忆录蔚然成风,好作品层出不穷,而且撰写回忆录呈现由党内高层向群体扩大之势。

 

1、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987年党的十三大后,大批年轻同志开始在党中央担任领导职务,这样,薄一波的日常工作有所减轻。1988年4月,经过中央批准他开始写作《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该书的时间跨度是从1949年到1966年,于1991年、1993年分别出版了上下两卷。薄一波是党的八大的政治局委员,长期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他的回忆是重新看过档案,并且是经党史专业人员整理的,公布了大量的重要史实,推动了党史界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研究。


 

2、杨尚昆、黄克诚、胡乔木、李雪峰等八大中央书记处成员的回忆录。党的八大后成立了中央书记处,毛泽东强调它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毛泽东曾对书记处的成员说:“中央的事由你们做,发文用中央的名义”。书记处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凡是党政军各方面送中央常委的报告、文件都要先送书记处。一般问题,书记处讨论决定,即可下达、执行。重大问题,书记处先拿意见再报中央常委讨论、决定。由于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不都在北京,因要主持地方大政工作,非重要会议一般不来京,所以政治局不能经常召开全体会议。而书记处要处理大量日常工作,经常每周开会三、四次,常常得到毛泽东的直接领导。这样,书记处的同志往往能最早听到毛泽东的声音,知道中央的决策,比政治局里的一些同志的消息要更灵通。中央书记处书记黄克诚大将的回忆录,就记述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事迹。文如其人,从这位大将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他的铮铮铁骨和他深刻的反思。



 


杨尚昆从1995年动手写回忆录,后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帮助完成,到1998年他逝世前完成了新中国成立前的部分,以《杨尚昆回忆录》为书名,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后来又出版了《杨尚昆日记》,该书主要公布了他于1949年到1965年12月的日记。这样,两书相衔接,只可惜没有完成“文革”中和1978年他重新工作的部分。近年苏维民的《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则弥补了部分遗憾。杨尚昆从1948年到1965年任中央办公厅主任,1954年任党中央副秘书长,八大后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他的回忆录披露了很多史料,他的日记是重要的历史文献,这两本书都是史学工作者的必读书。


 


中央书记处书记李雪峰写的回忆文章只发表了几篇,但是因他身份特殊,特别是他关于“文革”初期的两篇回忆文章,引起史学工作者的广泛注意。我们企盼着他的回忆录的出版。

 
李雪峰写过回忆录,但该书只出版了上集,目前市场价位已被抄高


胡乔木因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他参与、负责、主持了《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工作。因此,他的回忆录是研究毛泽东生平及思想必不可少的参考作品。


 

3、党内秀才、大翻译们的回忆与自述。1988年,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开创了党内大秀才撰写回忆与自述的先河。后来吴冷西、于光远也写了回忆录。《庐山会议实录》采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和档案:(1)李锐当年的笔记;(2)经胡乔木特批,李锐到中央档案馆所看到的档案。









 

1991年,师哲口述、笔者整理的《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开创了党内大翻译撰写回忆与自述的先河。此后,李越然、冀朝铸、阎明复等都写了回忆文章或出版了著作。






 

已故党史大家龚育之这样评价这些秀才、翻译们的回忆录。他说:“因为这些人都有过在领导人身边工作的经历,他们的回忆,可以补领导人自己没有写回忆的不足,甚至补档案不完备的不足。而且秀才和翻译的视角,又不同于领导人的视角,所以这些人的回忆有它们不可替代的独立价值。”

 

4、省部级领导干部、将军撰写的回忆录。担任过省部级领导职务的同志,统领一方,与中央领导联系密切。他们的回忆录常常会有涉及全党的大事。如曾任江苏省第一书记的江渭清的回忆录,就披露了1964年刘少奇到南京的情况。近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几十名开国上将的回忆录。还有很多开国中将、少将也通过各种方式出版了回忆录。这些回忆录,基本都是由专门的写作班子来进行的,在整理写作中利用了档案、日记、会议记录等原始材料,因而比较可靠。


 

历来,领袖人物之间的谈话,记录下来的是少数,没有记录是多数。历史是群众创造的,也是由一个个历史人物活动构成的,伟人的思想方法、为人行事的习惯、规矩,伟人的性格影响着历史的进程。不了解历史人物如何研究历史?领袖之间关系之微妙,常常是从细微之处流露,非外人所能体察。党内高层的回忆录大大丰富了历史。


 

党内高层的回忆录、口述历史,对研究党史、国史很重要

 

很多人研究历史常常是抄当年的文件。其实,这些决议、文件都是写在纸面上的东西,它们在实际工作中是否得到贯彻,贯彻了多少,效果如何,出现了什么新问题,对出现新的问题如何解决,党中央对此认识怎样,有没有及时解决,在此期间有没有产生新的争论和分歧,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当时大家的认识水平如何……搞清这些问题,不但需要收集、研究大量的资料,还要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只有花笨功夫,才能得到真实的、第一手的资料。但是,这项工作对于我们历史研究者来说,可谓是难于上青天之事,而这些情况都装在当事人的脑子里,他们一清二楚,一语道破。

 

不知内情,不知事件的前因后果,不知细节,不知历史人物的特点,不了解历史人物之间关系,不知其中之奥秘,不知他们的酸甜苦辣,那就谈不上认识历史,研究历史从何谈起,更无法下笔写作、著书立说。所以,古今中外的历史工作者都重视收集口述资料。司马迁的《史记》就有不少从民间收集的口口相传的资料。另外,司马迁父子两代为官,他书中的人物不少与他同朝为官。司马迁受刑后担任中书令,参与、目睹了诸多事件,所以他的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

 

粉碎“四人帮”后,党史工作突飞猛进,党内高层领导人的口述历史、个人回忆录渐渐蔚然成风,这对研究我们党的历史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党长期处于战争环境,处于地下秘密状态。残酷的战争、严酷的白色恐怖使党形成了铁的纪律,严肃、严密的作风,严格的保密制度和保密观念。战争环境没有条件保存档案,很多档案不完整。即使有相当完整的档案,目前还做不到30年后公布,一般人也难以看到。即使有条件能够看到,而档案又浩如烟海。对于党史研究者来说,整天埋在故纸堆中,皓首穷经,也常常是无法理出头绪。


这些年来,我由于工作的需要,访问过数百名老同志,他们对历史理解之深刻常常令我难以望其项背,他们的看法、理解往往是我看多少档案也得不到的,他们说的一两句话,常常使我顿悟,帮我解开多年的谜团。这些同志或是部长级的干部,或是中央委员,或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但是,地位低的领导干部是无法清楚地了解党内高层领导内部分歧的,即使担任过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复杂的历史也不是一两次谈话能谈得清楚、谈得完的,所以,我们看到的个别的一两次采访文章,是很难与党内高层领导的回忆录等量齐观的。这些回忆录都是弥足珍贵的佳作。阅读这些佳作,是学习、了解这段历史的一条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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