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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曾国藩和蒋介石,对于卖淫嫖娼,警察何妨听之任之?

周公扒皮 2018-06-12 03:38:55

 


♛ 文 | 周英杰

 

春天来了,买春卖春的事情也就多了起来。买春卖春的事情多了起来,各地的警察蜀黍们顺理成章地也就忙活了起来。


根据深圳新闻网的消息:4月5日晚,宝安警方主动出击,集结警力兵分四路对十余家休闲按摩服务场所进行了一次扫黄突击行动,严厉打击场所内“涉黄”违法犯罪。当晚,警方共清查休闲按摩场所11家,其中,抓获涉嫌卖淫嫖娼及组织、介绍、容留卖淫嫖娼的违法嫌疑人14人,拟刑事拘留2人,行政拘留12人,已查封涉黄场3家。


关于警察抓嫖这件事,相信熟悉周老夫子的读者朋友们都已经知晓了我的“坚决反对”的态度。这些年来,我至少写了三四篇短文,吁请我们可爱可敬的警察同志们对此类轻微的违法行为能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便集中力量侦破诸如杀人、抢劫、盗窃等对社会具有更大破坏意义的重大案件。


尽管周老夫子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法盲,我当然也知道,按照此国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买春这事儿的确属于“违法行为”。既然如此,从理论上说,警察出警抓捕卖淫嫖娼者,并没有什么不妥。


可是,理论归理论,这国在理论上属于违法犯罪的范畴,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大行其道的事情多了去了,倘若都严格地绳之于法,那么这国的监狱岂不是要人满为患吗?


我数次说过,就对社会的危害性而言,买春卖春这件事情基本上是零。我完全理解此类行为是不名誉、不道德的行为,但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要把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就存在的这种古老的现象定义为“违法”。


道理很简单,通常情况下,买春卖春这事只涉及到男女或者男男、女女两个人的交易行为,你情我愿,并没有违背交易双方的意志。很显然,参与交易的双方都从这种交易行为中得到了益处,并且绝大多数的此类行为都是在私底下秘密进行的,除了当事双方的家庭之外,并没有真正妨碍第三方的利益。既然如此,“违法”在哪里呢?


我倾向于认为,将买春卖春这类事情定义为“违法”,明书于国家的堂堂发条之中,这是泛道德主义者们的杰作。其在实践层面上来说,不但不能遏制此类事件的发生,相反倒是为警察队伍设置了一个权力寻租的理想平台,让其中的一些人堕落为警察里的害群之马。实话说,这是一条“多输”的恶法,绝对不是一个文明昌达的开放理性社会的最佳选择。


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我们内地的领导者和执法者,真应该学学晚清的曾国藩和晚年的蒋介石的那种开放理性的态度。


熟悉近代史的读者都知道,在湘军收复了南京城之后,作为正人君子的曾国藩首先做的两件事就是:恢复科举和恢复秦淮河上的色情交易。曾国藩亲自邀请朋友到秦淮河的妓船上体验生活,对于主张“禁娼”的部下不以为然:“君言开放秦淮恐滋事端,我昨夕同李山翁游至通宵,但闻歌舞声声,初无滋扰之事,且养活细民不少,似可无容禁止矣。”


蒋介石一味效法曾国藩,对于此类行为也是持一种相当包容开放的态度。


某次,基隆的警察在照例查房时,发现了一个女教师和一男士开房暧昧。此事被台湾的报章披露后,女教师羞愧难当,随即以自杀了结。


正在阳明山的蒋介石看到报纸的报道之后,当即对身边的蒋经国等人说:“这样的事情警察还要管吗?”


据说,因了蒋介石对于此事的关切,台湾的警察从此不再轻易查房。对于蒋介石的这一举动,即使是将之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的作家李敖也甚为钦佩,誉之为“蒋介石罕见的一项德政”。


如今,曾国藩和蒋介石均已经去世多年。按理说,当代的人们尤其是执政者,对于一些事情的态度应该越来越开放、理性和宽容才对。但很遗憾的是,在精神思想方面,我们的很多人还依然生活在禁区重重的不自由的状态,受制于一些毫无道理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其境界竟然赶不上晚清时期的曾国藩和民国时期的蒋介石,念之不免令人扼腕叹息。

 

2017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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